界面新闻记者 | 查沁君
界面新闻编辑 | 文姝琪
如果要问中国哪所高中最容易诞生哈佛本科生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国际部很难绕开。
过去几年，这所学校几乎成了国际教育圈的一个特殊样本。2023届学生拿下4枚哈佛本科录取，刷新行业纪录；近十年累计已有12枚哈佛本科录取，在业内被视为国内最具代表性的“哈佛生源校”之一。
但有意思的是，在国际教育圈，哈佛未必是最难申请的大学。
不久前，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宜校发布《2026境外大学本科申请难度榜》，麻省理工学院（MIT）首次位列全球最难申请大学，普林斯顿、哈佛、斯坦福紧随其后。
北师大实验国际部升学指导中心主任郭明对界面新闻表示，如果只看中国学生的真实申请难度，MIT排第一，普林斯顿次之。
“2022年，我们学校拿到了4枚普林斯顿录取，但在大众层面几乎没有激起太大反响。”在他看来，普林斯顿是典型的“圈内大牛，圈外无声”，而哈佛则不同，它既代表顶尖学术，也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。
在郭明看来，比哈佛录取本身更值得研究的是，为什么是这些学生？
在长期从事升学指导工作的过程中，他发现，那些最终获得顶尖大学青睐的学生，并不一定是成绩最高、奖项最多的人。相比标准化成绩，海外顶尖大学越来越看重学生是否拥有真实的兴趣方向、持续投入的能力，以及在校园和社会环境中影响他人的能力。
在郭明看来，这也是北师大实验国际部最难复制的地方。
学校真正的竞争力，并不只是培养高分学生，而是持续给学生创造平台，让他们探索兴趣、建立自信、组织团队，并在真实环境中发挥影响力。这种能力，很难通过考试衡量，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培养。
这种育人理念的变化，也折射出中国国际教育正在经历的一场转型。过去，中国家庭讨论更多的是如何进入哈佛、如何冲击藤校、如何打造一份更漂亮的申请履历。
而到了2026年，在AI快速发展、留学目的地日趋多元的今天，相比进入一所名校更重要的，或许是回答另一个问题：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我们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？
留学目的地正在重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国际学校几乎默认了一条标准路径：优秀学生申请美国，更优秀的学生冲刺藤校，顶尖学生瞄准哈佛、耶鲁、普林斯顿。但今天，这条单一路径正在被打破。
深圳中学国际部主任宋晓钰对此感触很深。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，她提到了该校几个案例，今年，有学生拿到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录取，却最终选择赴香港升学；去年，也有学生放弃伯克利，最终选择了新加坡国立大学。
“放在十年前，这种选择几乎难以想象。”
宋晓钰透露，今年深圳中学国际部136名毕业生中，有40余名学生收到港校Offer，其中不少学生手握海外名校录取通知书，还有学生凭借优异成绩获得了香港高校计算机专业全额奖学金。
“大家越来越务实了。”在她看来，相比学校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位置，学生和家长更关注专业实力、课程设置、未来就业以及整体性价比。
类似的变化，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升导中心主任金婧也观察到了。她对界面新闻表示，近年来，广东地区确实有越来越多家庭关注香港方向，不过，她并不认为美国方向正在失去吸引力。
“实际上，美本依旧是很多家长的主要诉求。”在金婧看来，真正坚定选择国际教育的家庭，底层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。这些家庭很多本身就有海外学习、交流经历，在充分了解不同教育体系之后，依然会认真思考，到底要给孩子提供怎样的成长环境，而不是简单追逐排名。
“行业表面看似有很多变化，但多是表面的浪花，底层没有太大变动。”她相信，再过几年回头看，很多看似剧烈的波动，或许只是国际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调整。
郭明也对界面新闻表达了类似观点。他认为，美国本科体系经过长期发展，依然是目前全球最成熟的本科培养体系之一，但申请方式正在发生变化。
“过去是确定美国，就全力申请美国；现在则是在美国方向的基础上，同步布局其他英语国家和地区。”
他解释，美国本科申请强调综合能力培养，本身与英国、香港、新加坡等地的申请体系具有一定兼容性。因此，不少学生会以美国申请为主线，同时申请多个地区，最终根据录取结果和个人规划作出选择。
在郭明看来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失宠，而是国际教育逐渐告别单一路径思维，家庭的决策变得更加理性和成熟。
从单一路径到多元培养从招生端来看，海外高校的人才选拔标准，也正在发生变化。
宋晓钰向界面新闻表示，如今海外招生官越来越重视学生材料的真实性，以及真实的学术能力和成长故事。
随着AI普及，各类代写、代做现象增多，招生审核也变得更加严格。“大家不再只看包装，而是越来越关注学生真实的成长轨迹。”
她提到，即便是AP考试，官方也针对中国考区推出了专门命题，希望更加准确地评估学生真实水平。
郭明也观察到，随着申请越来越成熟，国际教育正在逐渐告别过去简单追逐排名的时代。如果说十年前，很多家庭相信存在一条通往成功的标准路径，那么今天，越来越多人开始接受另一种现实——没有一个国家适合所有学生，也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成为所有人的答案。
这种变化，也正在改变国际学校的课程体系。国际化教育有三套主流课程：AP（美国大学先修课程）、IB（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）、A-Level（英国高中高级水平考试课程），都有几十年历史，为全球各地的国际化学校所采用。
深圳中学国际部同时开设AP和A-Level课程。宋晓钰坦言，A-Level最初的开设带有一定现实因素。疫情期间，AP方向学生数量锐减，学校为了满足更多家庭需求，引入了新的课程体系。
但运行几年之后，他们发现，两套课程并行反而更加符合深圳本地家庭多元化需求。不少家长更认可A-Level相对明确的学科路径，也有家庭依然偏爱美国体系强调综合素养的发展模式。目前，两种课程体系学生人数已经基本达到1:1。
双轨制也是近年来国际教育行业热议的模式之一，苏州外国语学校总校长陈杰对界面新闻表示，苏外教育集团旗下校区都在稳步推进双轨模式，但他并不认为，这会成为所有学校都适用的标准答案。
“教育从来没有万能模板，同样的种子落在不同的土壤，长出来的样子也完全不同。”
在他看来，苏外的双轨制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国内课程和国际课程并存，而是学校根据自身师资、生源和地域特点，逐渐摸索出来的一套培养体系。其他学校即便照搬，也很难复制同样的效果。
过去，很多学校习惯让学生较早确定方向，要么冲高考，要么走国际赛道。但随着升学环境不断变化，单一路径的风险正在增加。
陈杰认为，双轨制最大的价值，在于打通国内教育和国际教育两套体系的优质资源，让学生保留更多可能性。
但这种融合远比外界想象得复杂，“既不是把高考课程塞进国际体系，也不是把AP、A-Level课程搬进普通高中。”
一方面，高考体系和国际课程体系在课程标准、评价方式、培养目标上存在天然差异；另一方面，同一所学校内部，两条赛道如何实现资源共享，又避免互相干扰，也是长期挑战。
“但不管是国内课程还是国际课程，学习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。所以我们牛剑学术中心的老师，也会研究《五年高考三年模拟》。”陈杰对界面新闻说，苏外更希望打通的是学生的核心能力，而不是简单地叠加课程。
AI没有改变教育的本质过去两年，AI几乎贯穿了国际教育行业的所有讨论。
从ChatGPT诞生，到AI文书、AI作弊，再到AI如何改变课堂和招生标准，这场技术变革不断冲击着国际教育。
但采访下来，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浮现出来——这类群体如今反而没有那么焦虑。
“AI刚刚兴起的一两年，是整个国际教育行业讨论最激烈的时候。”金婧对界面新闻表示，那时候，无论行业会议还是海外招生交流，几乎所有议题都围绕AI展开。
金婧所在的华附国际部，是国内较早尝试AI教育实践的学校之一。她回忆，几年前ChatGPT刚出现的时候，国内很多学校还处于观望状态，有些学校甚至直接禁止学生使用。
但华附很快搭建了自己的AI平台，并向全体学生开放，同时制定详细的AI使用规范，明确哪些场景可以使用，哪些属于学术违规。
在金婧看来，新技术的出现，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。但开放并不意味着放任。华附对于学术诚信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。一旦发现学生利用AI违规完成作业或者违反学术规范，相关成绩直接判零。“我们的开放，是有明确红线的。”
金婧认为，学校真正重要的职责，不是帮助学生远离AI，而是教会他们如何正确使用AI。
类似的探索，也发生在深圳中学国际部。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，宋晓钰分享了自己的一次教学经历。她教授AP人文地理课程，过去曾明确规定，期末论文禁止使用AI，一旦发现直接判零。
但真正批改作业的时候，她发现情况远比想象复杂。不少学生的案例选择高度相似，AI检测结果也比较高。她原本认为学生存在违规行为，但和学生沟通后发现，他们只是利用AI寻找案例、整理资料和拓展思路，真正的文献阅读和写作过程依然由自己完成。
这个经历，也让宋晓钰重新思考AI时代的教育规则。后来，她调整了要求，不再简单禁止AI，而是要求学生在提交作业时，同时提交一份AI使用说明。哪些内容借助AI辅助，哪些属于独立完成，为什么选择这样使用AI，都需要如实说明。
在她看来，教育真正需要规范的，不是工具，而是学生的思考过程。“我们反对的是AI代写，而不是AI辅助学习。”
苏州外国语学校国际高中部副主任翁晓燕则从另一个角度理解AI。她对界面新闻分享了一位机器人社团学生的故事。这个学生长期担任机器人队队长，带领团队参加各类科技竞赛，还尝试把技术项目转化为创业实践。
在翁晓燕看来，很多人容易为了AI而AI，把技术本身当成目标。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：为什么做这件事情？想解决什么问题？创造什么价值？“AI永远无法代替人的核心思维、顶层设计和最终目标。”
某种意义上，AI并没有重新定义国际教育，它只是让国际教育重新确认了一件事情，未来真正重要的，不是一个人掌握了多少知识，而是他是否具备理解知识、判断真伪、提出问题以及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而这配资论坛门户些，恰恰是任何技术都难以替代的部分。
“本土国际化教育”留学目的地重构、AI冲击，是过去几年国际教育最直观的变化。但在多位受访者看来，这些变化背后，更深层的趋势是整个行业正在被重新定义。
郭明对界面新闻表示，回看过去二十年的行业发展，最大的变化不是课程体系、申请方向，而是国际教育正在从单纯的“留学教育”，走向“本土国际化教育”。
“十多年前，行业普遍存在一种拿来主义，大家默认国外的课程、理念和模式就是更好的。”
那个阶段，学校竞争的是海外资源，家长比较的是外教比例，课程体系强调原版引进，办学模式尽可能复刻欧美学校。对于很多家庭而言，国际教育本质上是一张通往海外大学的门票。
但今天，这套逻辑正在被重新定义。
越来越多国际学校和公立国际部已经不再迷信外教。很多具备国际教育背景、国际化视野和丰富升学经验的本土教师，正在成为国际教育的重要力量，同样能够培养进入“哈耶普斯麻”等世界顶尖大学的学生。
在郭明看来，海外顶尖大学近年来越来越关注学生真实的学术能力、独立思考能力和成长经历，而这些核心能力的培养，并不依赖某一种固定课程，也不依赖某一个国家的教育模式。
“国际化本身不是目的，而是一种教育手段。”
他认为，真正的国际化，不是照搬国外课程、依赖外籍教师，也不是简单复制海外模式，而是在中国的教育土壤里，培养拥有国际视野、全球格局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。
国际教育的发展轨迹，某种程度上和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有着相似的逻辑。
早年，海外品牌、外资企业几乎垄断国内市场，人们天然相信“外国的更好”；而随着国内产业升级、自主研发能力增强，市场逐渐从模仿学习走向自主创新。
这种“本土国际化”，或许也是未来五年国际教育最大的确定性。而相比政策变化、国际局势甚至AI技术，更大的变量则来自家庭需求本身的改变。
郭明对界面新闻表示，留学需求并没有消失，但需求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。
二三十年前，国内外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，留学意味着更高的收入、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多海外发展机会，是一种典型的阶层跃迁路径。很多家庭选择国际教育，本质上是在争取海外优质资源。
但今天，随着中国经济、产业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快速发展，这种“留学镀金”的逻辑已经难以成立。
在他看来，未来国际教育比拼的，不是谁能够把学生送得更远，而是谁能够帮助学生建立更强的底层能力，让他们既能够理解世界，也能够立足中国，在不同文化、不同产业和不同社会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而这，或许也是中国国际教育从“留学教育”走向“本土国际化教育”的真正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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